朱子|我读︱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二 ) 文集|朱子|朱熹|考亭|评注|思想

明清以降，俨然成为儒学新圣人的朱熹，其文集刊刻甚多， “晦庵文集”“朱文公集”“朱子大全”“朱子全书”等名目不一，卷帙亦异。此外，尚有分類選編本、与语录及专书合编本，还有域外朝鲜本、日本的和刻本等，不一而足。进入21世纪，又有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和朱杰人、严佐之主编《朱子全书》分别在海峡两岸问世。其他各种形式的选编亦复不少，不遑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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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尹波编注《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煌煌精装13钜册《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则是郭齐、尹波编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最新文集整理本。
任职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郭齐、尹波两教授，致力于宋代文献的整理，对朱熹文集的考证、辑佚等研究有年。早在20多年前的1996年，便已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朱熹集》。此次的推出，无疑是在既有研究和整理基础上形成的推陈出新。
看着这部油墨飘香的新整理本，我想读者至少会跟我一样，心存两问：第一，朱熹的著作很多，为什么要首选文集进行整理呢？第二，包括整理者自身的成果在内，已有不少整理本存在，新整理本的特色和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
或许是深谙读者心理，两教授在前言中首先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两教授认为，在朱熹的著作中，文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比较由门人弟子记录言论而成的有名的《朱子语类》，文集的基干系朱熹亲手撰著编定，在资料的可靠性上，要胜过《语类》。跟其他专书相比，文集细大兼收，内容的涵盖面更广，是朱熹思想乃至生平的综合资料库。基于这种认识，两教授决意为朱熹乃至儒学研究提供一个完整而可靠的文集定本。这可以视为整理缘起。
对于第二个问题，两教授没有完整的回答，需要读者通过阅读全书方能得出答案。作为读者，我粗加浏览，有如下大致归纳。
第一，篇目收录较全。这一点是自两个意义而言。一是整理底本选择准确。尽管有不少宋刻本存世，但整理者选择的底本却是明嘉靖十一年张大轮、胡岳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本。这样的选择，似乎有违以早刊、原刊为底本的整理惯例，但事无固必。有时早未必好，未必全。这个明刊本以宋闽刻本为底本，又兼取宋刻浙本之长，收文较全，刊刻较精，且间有考订，可谓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通行本。当年张元济编印《四部丛刊》，亦是慧眼识精品，予以选用。古籍整理成功与否的第一步，可以说是底本定乾坤。两教授吸收了当年张元济的见识，加之以自己的考察，正确选择了底本。这一基础奠定，就至少保证了篇目收录较全。
另一个意义则是，在底本本身收录较全的基础上，又复行辑佚。对于朱熹集外佚文，无论是朱熹研究者的个别努力，诸如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等，还是《全宋文》《全宋诗》的集体作业，在明清以来辑佚的基础上，已经有为数不少的辑佚。在此基础上，两教授细心爬疏文献的汪洋，留意近年新披露的石刻墓志、民间收藏等资料，漏网遗珠，又有新获。于是，所有集外佚文在附刊前人编定的遗集三卷之外，又增益以外集一卷。从者两个意义上讲，新整理本是为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朱熹文集。
第二，文本校勘精细。由于底本选择正确，错误较少，因此，尽管是比勘众本，但意义不大的无谓校记并不多。凡出校者，多为必要的校记。校语表达也比较简洁，择善而从，没有繁琐的考证。除了准确的标点，古籍整理本的水平很大程度反映在校勘记之中。校勘记对各本异同的判断从违，有时并不是依据语意的简单择抉，而需要动用校勘者头脑中所贮存的综合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