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吕国英书论：“书象”之美在“通象”( 二 ) 通象|文本|立言|作品|文墨|诗书

检视中国传统艺术，书写形式无疑是“通文墨”的极致呈现，古代书家无一不具通文联墨之才，从李斯、王羲之、张旭、怀素、颜真卿到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从沈周、文徵明、徐渭、董其昌到傅山、王铎、郑燮、何绍基、赵之谦，就是到了近现代的齐白石，虽为农民木匠出身、胸中少墨，宁可写几句顺口溜、打油诗、大白话，也拒绝抄写他人词句、诗章于书写、绘事。缘何如此？古代文人之使命担当之决定。文人是一种担当，常常表达为综合修养与个人修为，比如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比如济世情怀，豪气洒脱；还比如远见卓识、坚守理想。林语堂认为，文人是“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 ”张修林在《谈文人》中有言：“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着创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写作者。严肃地从事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怀的社会科学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说，文人是追求独立人格与独立价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会和人性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追求人生价值“三不朽”之命题，即“立德、立功、立言。 ”其中“立言”就是著文章、立灼见。显然，文人不立言岂配称文人？文人若立言又何有抄写他人辞章之理？而反观当下书写之文本，鲜有自我“立言”者，甚至不少大型书写展览，文本内容均为古人词翰，了无时代文章之气息，兹又缘何？文人撤离书写，或书写者少文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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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英诗书·作品第0184
当下书者几近无“立言” ，文本内容均抄录，此暂且不论笔墨语言表达如何，表象上看，是文墨不通或文墨割裂问题，本质上说，是书者文化的缺失或缺失文化。从书写历史演进观，近现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多次重大社会文化变革，书写文化历经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被更方便实用的硬笔所取代，书写之文化土壤渐行渐失；从书写群体演变看，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文人因毛笔的不再实用而撤离书写，而并非文人的大量书写爱好者进入书写群体，本就不思文人担当，况且在急功近利、私欲膨胀的价值观下，甚至认为书写就是个“手艺活”“吃饭的行当” ，与文化没有关系。这样，就出现了大量“专业化”书写者，实质上是“专业”抄写者，既无知识产权之虞，更无语言文字之畏，（只要有利可图，）想抄谁抄谁，愿抄啥抄啥，又“让”抄谁抄谁， “让”抄啥抄啥。这不能不说是书者的无知，也是书者的尴尬，更是书写艺术的悲哀。
海德格尔有“消耗”与“保有”说，爱因斯坦有“跛子”与“瞎子”论。前者是说石匠与雕塑家，认为：“石匠消耗了石料，雕塑家保有了石料。 ”后者是谈科学与宗教，认为：“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显然，书之而一味抄写者，是在消耗文字，既是书写艺术的跛子，又是书写艺术的瞎子，（就完美整体论）因为无自我文本就“少了”文学，而抄写文本就遮蔽了性灵（创造美的文字）的澄明。很难想象，若不是“文心”与“意境”的完美统一，书写史上怎么会有《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