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狷者，李泽厚( 二 ) 时期|张曼菱|易中天|中国|北大

“英雄也造时势”
李泽厚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及，早在12岁时，他便想过“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他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是“孤独、清醒、感伤的。 ”不合年龄的痛苦思考或许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李泽厚1930年6月出生，成长在湖南长沙宁乡县，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但在他12岁时不幸病逝。
贫穷是贯穿李泽厚青少年时期的底色，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勉强供养二人上学。李泽厚回忆家道中落，春节时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母子三人则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高中时为了看到进步书籍，只能在每星期天过河，饿着肚子去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一整天。
他在自述中写道：“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
194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李泽厚挨过了失学、失业，成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日子，直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贫穷的生活也并未远离。李泽厚记得“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几元生活补助费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 ”得了肺结核后，一些活动不能参加，他便独自住在宿舍楼顶上的“阁楼”里读书、写作，北大丰富的藏书滋养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的哲学研究渐成体系。
1955年， 25岁的李泽厚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等文章，一举成名。此后，他再未为钱忧愁，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元还是70元，反正很少。 ”
钱财的宽裕让李泽厚有了底气，他买了一个电动唱片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 “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 ”更重要的是， “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 ”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接连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论述立刻引起青年人的呼应。那时，他的书能够卖到几十万册，连工厂女工都会挤到书店抢购，李泽厚也因此一跃成为本土学术明星。
在前同事的回忆中， “只要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
多年后的采访中，再次提及当年的盛况，李泽厚表示，是因为那时的美学热刚好符合了社会思潮，也是促进社会苏醒的符号，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了， “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 “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
但仅因一时之势，终究难成就当年的美学之盛。对此，易中天曾评价：“李泽厚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 ”
于是当采访人员问李泽厚：“你把它解释为时代的关系，所谓时势造英雄吗?”李泽厚不假思索地答道：“英雄也造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