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评丨袁姣素：时代浪潮下的知识分子精神图谱与思想突围( 二 ) |知识分子|袁姣素|林思文|高力

小说较其他文体之所以能承载更多的思想与文化，是因其中强大的包容性、多样性、总体性是关键，这些丰富的文化元素能够构建诸多故事阵场。故事的人物形象既要典型立体，还要折射出不同凡俗的光芒，这些个性地塑造更要依赖于小说叙事的魅力。托尔斯泰认为， “艺术的特点在于传达感情” 。可见，小说中的情感铺垫展开、打动人心也是至关重要的。阎真的《曾在天涯》在叙事上是侧重感性基调的，有着郁达夫式的忧伤情调与“情”之本真。而且，在小说的情感意境上，他们也有着相同的悲凉底色。郁达夫的作品颇具诗意，追求真诚之美。而阎真的坦率表现在初心之真，从《曾在天涯》的叙事基调中能深刻地体会到这种真诚，触摸到他悲凉的灵魂。他骨子里的民族感情、文化基因在召唤他漂泊的灵魂，这在小说中，也体现在高力伟的价值观与生活态度上。
小说的尾声与开头有着遥相呼应的悲情因子，重逢与离别都充满了忧郁的色彩。在细节的铺展上有着看似“柔弱”实际却“暴力”的轨迹。这在林思文多次对高力伟施以暴力中体现，情感的脆弱，生活的凶狠，一览无余。在这个冰天雪地的异域他国，高力伟的灵魂如无根的浮萍，无所归依。他不得不一边忍受着妻子的折磨，一边坚持着打工赚钱，他做过洗碗工，搞过烧烤，卖过豆苗，还做过炒锅师傅……小说以真实的镜像效果再现了海外留学生的窘迫境况，他们在国内的留学光环与国外的现实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从另一视角反映出知识分子矛盾的性格特点。在人物个性的塑造上，林思文的形象也达到了逼真的效果，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有着好强与倔强的狠劲，在追崇虚无光环的过程中，把自己逼入了感情孤苦无依的境地。
高力伟无意间遇到了张小禾，两人都陷入情网，但都理性地坚守着最后的底线。这种感情不同于与林思文的感情，两人都试图努力挽留对方，但现实还是让他们分手了，情感最后都没能战胜两方执守的信念。正如《中华读书报》上的评价， “小说触及了生命无可逃遁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对知识分子来说尤为痛切。
无疑，阎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无论是小说的叙事还是结构，或者阎真式的风格塑造，都深沉老道，驾驭自如。其高度的理性自觉，标志着具有“阎真”符号的长篇小说正以迅雷之势为读者所熟知。
经验之上的现代心性儒学的开掘
自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的崛起，乡土的凋敝等等诸多时代进程构建了中国复杂多样的现代格局。孙犁在《谈作家的立命修身之道》中提到：“文学，就其终极目的来说，歌颂人民精神世界中高尚的东西，是它的主要职责。 ”可见作家在社会中的使命和担当。当然，文学也亟需丰富的养分来使其焕发新的色彩，这就要求中国文学在既往的繁华上，探寻到更为恰当的创新性途径。
阎真的《沧浪之水》融合个人的感官经验，洞见时代背景下的道德形态与生命终极的追问。从创新性的意义上看，《沧浪之水》以遵从内心的真情叙事来体现现代长篇小说的经典性综合元素，在文化形态与人格塑造上有着高度的自省与自觉，将池大为这个知识分子与现代儒学充分融为一体，发掘出小说艺术的精神导向、人性观照。主人公池大为在社会进程的发展中是有着自己的个性和思想。在与马垂章的几次接触中，池大为深切感知到权力的微妙作用，又从丁小槐、任志强等人的生活经历中体味到他们审时度势的小聪明带来的利益与物欲的诱惑。而深受儒学影响的池大为并不为这些外物所动，他的道德理想时常与父辈的追求交融在一起，在现实的社会中屡屡碰壁，这个血性青年的耿直与可爱在小说中随处可见。他的抱负与志向眼看要灰飞烟灭，在他敬重的晏老师的点拨下，池大为终于放下了内心的清高，决心“杀死过去的自己” ，成为了权力的“圈内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故事的尾声中，池大为虽然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却隐隐流露出心无皈依的茫然与无奈，他在父亲坟前烧毁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是忏悔还是召唤？那种复杂的情愫冲击着他的内心，价值与信念失守的懊悔，都体现出深刻的警世意味。正应了儒家经典《中庸》里的“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可见池大为的内心还是很懊悔自己为取悦世俗而改变了初衷，最后让虚无主义将自己吞噬。如此，在这个精神“多元”的时代，培育健康的精神，正确化解“现代性危机”是迫切的时代需求。而《沧浪之水》的底蕴气质，及其理性自觉的时代价值诉求，正是阎真的小说辩证法。正如张兴国所言， “当科技理性成为价值理性桎梏，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一类问题不屑一顾甚至有意‘躲避崇高’的时候，精神便失去其本有的超越性、能动性特质。因此，那种被物质欲望所绑架的、被科技理性所窒息了的精神，必然因自我偏狭而导致封闭和专断，失去健康精神应有的开放与包容的博大胸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