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圆桌｜法律人类学的经典阅读（上）：为何读，如何读( 六 ) 人类学|对谈|经典|尹韬|读书会

在继承已有的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国家、地方和跨国法律流动的三角关系兴许是这个阶段应该开启的研究主题。国家、地方与跨国流动的关系是今天西方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它着重研究权利观念的实践。不管是哲学还是社会科学之前的研究，都把人权和文化视作截然二分。他们认为，西方的人权具有普世性，其他社会的文化具有特殊性，更多带有集体性质。这类研究往往从文献出发，研究人权观念演变的大致历程，探讨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之后基督教逐渐衰落直到近代退出日常生活，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变成了个人与个人的平等关系。但是，这种研究框架回答不了，当人权观念和地方文化发生互动时的具体情况如何的问题。
当下西方法律人类学研究人权的实践情况，其社会背景是八十年代末，随着冷战结束，西方的思想观念如人权、民主等观念等在全球到广泛传播，比如有些民众用人权观念在为他们的文化论证合法性。这些新产生的社会现象，逼迫社会科学家要做出种种回应。
梅莉（Sally Engle Merry）、威尔森（Richard Wilson）和古德尔（Mark Goodale）是推动从田野调查的角度对人权的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类学家。相对来说，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这些新现象的研究还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2006）引用了梅莉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评论了中国法学的好几种研究框架之后，提出应该研究中国本土法律与国际法律交错存在和影响的复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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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书封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近一百年来，西方法律人类学和中国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紧密互动。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借用的关系。在强调学术本土化的同时，也要看到，哪怕是瞿同祖、费孝通和林耀华这些大家，也从西方学术那里得到恩泽。立足自身，但不忘从其它文化学习，这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应有之道。
孙旭：我觉得过去一年多，收获最多的，就是参加了法律人类学的云端读书会，让我这么一个不得门入，蒙头乱撞的家伙，有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我这次分享的题目是“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人类学经典阅读” ，我可能会有所辜负，因为这次主要是在人类学的学术史中去讨论法律人类学经典阅读的意义，对法学的把握还是很不够。当然，我还是觉得，法学和人类学即便不是一个学科，也是相互增益的关系。所以我选择了莫斯《礼物》的封面作为一个意象，广义的法学和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和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学者和人类学学者之间，也是礼物的关系。
这样持续的相互馈赠的过程，如刘顺峰老师所言，就是在不断地填满法律人类学的缝隙，并且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重建或者重新理解法律人类学的发展叙事。它极大地挑战了范式革命或断裂的论说，让我们能够看到学术不断地继承、反思、反复取舍和复兴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特别需要步入那浩繁又美好的经典中，通过发掘、阅读、对话、沟通、引介、研究等多般身体力行的方式，才能获得。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反复映照、相互解惑”的过程。通过法律人类学经典的阅读，反哺我们对于人类学史、人类学理论概念发展的认识；同样，对法律人类学经典阅读，也要置入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与时代情境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这个过程始终是相互缠绕而不断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