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得流油|刘先银逻辑解析《道德经》：“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七 ) 袁世凯|富得流油|袁克文|思想

01 海德格尔应该很早就熟悉《老子》
海德格尔应该很早就熟悉《老子》，《老子》的各种译本引起他浓厚的兴趣。因此，海德格尔在遇到中国学者萧师毅之前，就在其论著中引用并试图解读《老子》的有关章节。但是，这引用并试图解读《老子》的前期论著，要么在正式发表时引用的《老子》被删除，要么在海德格尔生前一直没有发表。例如，海德格尔1930年的演讲稿《真理的本性》的初稿引用了《老子·二十八章》中的“知其白，守其黑” ， 1943年正式发表时，此引文被删除；海德格尔1943年的论文《诗人的独特性》引用了《老子·十一章》的全文并作了解读，但是，在其生前一直没有发表。究其因，可能是《老子》的译者都不是以中文为母语，并不知晓《老子》中诸多范畴的“本义” ，通过这些译本不可能“抓住”《老子》的“本义”、知晓老子思想的“本意” ，只能获得关于《老子》的西方式的解读。这让海德格尔犹豫、踌躇乃至“忌讳” ，直到遇到萧师毅，并与萧师毅尝试合译《老子》。
萧师毅1942年结识海德格尔，旁听海德格尔讲座之时，将自己翻译的《老子》意大利文译本呈送给海德格尔，这个译本引起了海德格尔的格外注意，直接导致海德格尔建议萧师毅与其合译《老子》，将《老子》译成德文。萧师毅回忆道：“海德格尔也许在我的译本中发现了在别的译本中所没有发现的东西，不然，他又怎么会建议我们俩合作德文译本呢” 。这就是说，海德格尔之所以注意萧师毅的译本，是因为萧师毅是中国人，中文是其母语，他的译本更能传达《老子》文本的“本义”、老子思想之“本意” ，而这是西方汉学家、翻译家所做不到的。
按常理，海德格尔如果仅仅是觉得萧师毅的译本有优越于其他译本的优长之处，那就认真研读萧师毅的译本，没有必要要求萧师毅将《老子》译成德文。就算要求萧师毅将《老子》译成德文，以方便其通过德文本研读《老子》——因为德文毕竟是海德格尔的母语，那么，就请萧师毅独自翻译，也没有必要提出同萧师毅合译《老子》。再说，萧师毅精通德文，不必海德格尔“帮忙”；海德格尔不懂中文，也帮不上忙。所以，海德格尔提出合译《老子》，是需要勇气的；其提出合译《老子》，绝不仅仅是为了“译” ，一定另有所谋。这一点，萧师毅在与其合译时就已发现，并令萧师毅不安。萧师毅回忆道：“海德格尔实质上是在察问，即具有穿透性地、毫无疲倦地和无情地询问：他在文本符号关系的隐秘互动中追问每一个可想象的意义上下文背景，和由此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每一种可想象出意义的上下文。只有完全的意义整合才足够让他放心地决定思想模式的轮廓，也就是以一个足以清楚的、可理解的方式将中文文本的多重意义用西方语言表达出来的轮廓”；“我必需承认，在我们一同工作时，我无法释怀于些微的担忧，那就是海德格尔的笔记也许已越过了所谓翻译的范围。这倾向令身为翻译者和中介者的我不安” 。由此可以推断，海德格尔所谓的与萧师毅合译《老子》，意在通过萧师毅的讲解更准确地理解《老子》以及老子思想。这也可以解释，他们的合译进度是如此之慢——1946年的夏季仅仅翻译了八十一章中的八章。当然，这同样可以解释他们首先翻译关于“道”的章节，后来再也没有继续此项工作的原因——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将《老子》译完。
本来就没想译完《老子》，所以，萧师毅与海德格尔虽然打算在1947年的夏季继续进行《老子》的翻译，但是， “很不幸地，海德格尔除了在1947年10月份的短札（见文后）中，所写的《老子》第15章的两行字以外，他就再也没有更多想翻译的意思了” 。为什么海德格尔“再也没有更多想翻译的意思了”？海德格尔在1949年8月12日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作了如下解释：“如果我对一种语言不熟悉的话，那么我对此表示怀疑；我同这位中国人——他本人是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共同翻译了老子的一些言语，我想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询问我才得知，对于我们来讲这一语言的整体本质是多么陌生；我们尝试了之后，便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