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得流油|刘先银逻辑解析《道德经》：“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 八 ) 袁世凯|富得流油|袁克文|思想

这种解释是牵强的，也是不诚实的。正因为中文对于海德格尔来讲是“多么陌生” ，为了弄懂《老子》，为了消除研读《老子》过程中所产生的“怀疑” ，海德格尔才邀请萧师毅以合译《老子》为名，请萧师毅讲解《老子》的。海德格尔还在同W．比梅尔（Walter Biemel ，又译为瓦尔特·比默尔）的谈话中作了另外的解释， W．比梅尔在给张祥龙的信中谈及此事：“海德格尔已经与萧师毅一起开始翻译老子，但他不满意于萧的建议，即无须再现文本的原发（urspruenglichen）特点，而是将之置于西方概念中。为此，他（海德格尔）很快放弃了此项工作。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这种解释同样是牵强的，也同样是不诚实的。海德格尔之所以约请萧师毅合译《老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萧师毅的《老子》意大利文译本不同于一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让海德格尔看到了新的东西，获得了新的信息，而这新的东西、新的信息就是对《老子》文本“本义”、《老子》范畴“本义”的考察。合译《老子》，萧师毅只能会在海德格尔的要求下，更深入、准确地探究《老子》文本“本义”、《老子》范畴“本义”而翻译之，不可能走西方汉学家的老路。再说，走西方汉学家的老路，没有任何意义；“再现文本的原发（urspruenglichen）特点” ，对萧师毅而言并不困难；违背作为老师的海德格尔的意愿，也是不太可能的。据萧师毅回忆，二十世纪“60年代时，有一回，与我一起去拜访海德格尔的朋友提及《老子》，海德格尔有些情绪激奋地以食指指着我，同时又微笑着说：‘但是这个人不想干了。 ’我也笑了，尴尬地笑了” 。这是把责任推到萧师毅身上，回避自己的责任，回避真正的原因。
既然海德格尔是以翻译《老子》为名，请萧师毅讲解《老子》文本，所以，在海德格尔心中，他们的“翻译”不太可能是“全译” ，而只能是“选译” 。他们“打算”先翻译《老子》中关于“道”的章节，因为这些章节“似乎是最难却最重要的” ，也可能是由海德格尔所提出并坚持的。这说明，海德格尔清楚地意识到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弄清道的实质、涵义就算是弄明了老子思想的精髓、本质。由于萧师毅和海德格尔都没有透露他们究竟翻译了《老子》关于“道”的章节中的哪八章，更没有将他们合译的这八章公诸于众，所以，我们也不可能通过比较他们合译这八章与萧师毅独自翻译的这八章的意大利文译本来判断二者的异同，来考察其中的海德格尔的“痕迹”、因素。总之，他们的合译成为了无法解开的谜。
制造这个无法解开的谜的，无疑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生前从未公开声明自己曾与萧师毅合译《老子》之事，只是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在与W．比梅尔谈话中提及此事，而这也是萧师毅所不知道的。相反，在公开场合，海德格尔甚至说谎， “例如。在1963年与泰国摩诃牟尼比丘的谈话中，他称，他只是通过诸如卫理贤等中介者才知道老子的” 。作为当事人的另一方萧师毅出于对海德格尔的尊重只得守口如瓶，在海德格尔过世后才将此事公诸于众。可惜，由于时代久远，萧师毅很可能已记不清翻译的是哪八章，不然，他应该不会只是泛泛地说合译了八章。由于海德格尔与萧师毅的合译模式很可能是萧师毅讲解、海德格尔执笔，合译的八章也就保存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给萧师毅带来遗憾与感伤：我“所维持不变的只是希望：希望在我有生之年，那些在他遗稿（Nachlass）中的（翻译）笔记能面世” 。让萧师毅失望的是，直到萧师毅去世，他们合译的译文也没有“面世” 。不仅如此， “海德格尔并没有把这些尝试性译文留给萧师毅，这些译文是否还存世都还是有疑问的。据波格勒说，在海德格尔未发表的遗作中尚未发现这些译文” 。这么说，海德格尔生前很可能销毁了译文。如果说，是海德格尔弄丢了译文，不合逻辑。因为译文乃是海德格尔与老子、与道家的深刻联系的重要媒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是不会被随意放置，最后弄丢的。